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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外不是"例外" 違法必受嚴懲

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 2019年08月02日  閱:  字體:

  “作為在人大機關工作的領導幹部,我對法律不知敬畏,多次侵占老百姓的利益。我願意接受處理并認罪悔罪。”法庭上,吉林省雙遼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、民革四平市委原委員楊靜幾度哽咽、追悔莫及。

  2018年12月29日,楊靜因犯職務侵占罪、行賄罪,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,并處罰金人民币10萬元。

  自認為“黨外幹部不受黨紀約束,出了事組織也許會網開一面”

  2018年3月30日,楊靜接受監察調查的消息一經發布,在當地引起不小的震動。一個在人大機關工作了8年的領導幹部,本應作知法守法的楷模,更好地為人民服務,緣何淪為違法犯罪的反面典型?

  大學畢業後,楊靜被分配到雙遼市林業局工作。憑着突出的工作業績,年僅39歲的她便被任命為市林業局副局長,負責全市退耕還林工作。随着職務的升遷、權力的擴大,逢年過節總有人送紅包、贈禮金。楊靜從最初的拒絕,到後來在半推半就中接受,底線漸漸失守。

  楊靜在加入民革,并擔任雙遼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、四平市人大常委等職務後,不僅沒有更好地利用手中權力為人民服務,反而背離了初心使命、抛棄了職責擔當,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。

  楊靜也曾有過一絲恐懼。然而,“黨外幹部不受黨紀約束,出了事組織上也許會網開一面”的想法,卻猶如一針麻醉劑,讓她在違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

  監察體制改革之後,監察對象擴展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。楊靜成為四平市監委成立以來,首例被留置的非中共黨員的國家公職人員。

  楊靜受到法律的懲處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她以自身的慘痛教訓诠釋了一個道理:反腐敗沒有“盲區”,黨外不是“例外”。任何領導幹部隻要走上背離人民的道路,終将自食其果,受到法律嚴懲。

  講義氣、重感情的“老大姐”利用職權大肆撈取好處

  在當地一些基層幹部的眼中,楊靜是講義氣、重感情的“老大姐”——她會動用手中權力幫助他們。同樣,當楊靜有“難處”的時候,這些人也會“挺身而出”幫助她。

  經查,2007年,時任雙遼市林業局副局長的楊靜找到時任吉興村黨支部書記趙品青(已故),在未繳納任何費用、未簽訂任何協議、未辦理任何手續的前提下,先後索要9塊共計284畝集體機動地用來栽植樹木。2010年至2013年,楊靜利用職務影響,先後用其親屬和朋友名字,以僞造退耕還林合同的方式,為其在吉興村違法獲得的林地辦理了林權證,并全部違規納入退耕還林指标。為此,楊靜先後獲得退耕還林補貼款23.26萬元。

  2013年下半年,楊靜得知自己在吉興村的林地将被雙遼市工業園區征占後,找到時任雙遼市開發區黨工委書記張某(另案處理),就補償問題進行商量。在張某的幫助下,楊靜以朋友和弟媳名義,先後獲得485萬元的征地補償款。楊靜送給張某10萬元作為答謝,并為時任吉興村黨支部書記趙品德(另案處理)購買了價值8.03萬元的歐米茄手表一塊。

  在雙遼市工業園區征地過程中,吉興村有部分群衆上訪,反映非吉興村村民獲得征地補償款。楊靜和趙品德商議後,決定用吉興村村民趙某、馮某為她在吉興村的被征占林地頂名,并簽訂虛假的《林地轉讓合同書》。2014年,趙品德以趙某、馮某名義,先後領取征地補償款229.26萬元,并分多次以現金形式轉交給楊靜。楊靜按照約定支付給趙某、馮某36萬元後,将其餘資金用于投資理财及為家人購買奢侈品。

  “對于一些黨内文件,我一目十行,看過就丢棄”

  “我把違紀款都上繳了,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?”留置期間,楊靜經常這樣問辦案人員,其法律意識之淡薄可見一斑。

  作為人大機關的領導幹部,楊靜本應知法、學法、用法、敬法,而她卻恰恰相反。在趙品德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采取留置措施後,楊靜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但她不僅沒有懸崖勒馬,反而心存僥幸,多次安排張某為其打探相關案情。

  回顧自己一步步走入犯罪深淵的過程,楊靜總結出一個重要原因:自己總以黨外幹部自居,而忽視學習。她忏悔道:“單位組織的各種主題黨日活動和各類警示教育活動,我以不是中共黨員為由而拒絕參加;對于一些黨内文件,我一目十行,看過就丢棄;黨紀條規、法律法規更是放在書架上束之高閣。特别是走上領導崗位後,我把上級組織的學習培訓,當成放松休閑的大好機會。”因日常學習流于形式,導緻楊靜對黨的方針政策、法律法規的認識非常膚淺,思想上沒有是非界限,心理上沒有敬畏戒懼,行動上脫軌越界。

  楊靜案警示我們:無論黨内黨外幹部,都必須堅持終身學習、入腦入心,嚴格遵紀守法,不徇私枉法,不以身試法,否則必将付出沉痛的代價。(吉林省紀委監委 李紹東 李金航 || 責任編輯 代江兵)


作者:佚名 責任編輯:廉政酒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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